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斫之。
南顿人张助在田里种庄稼，看见一个李核，想把它带回去 ，又看见根部枯空的桑树里有土，于是就把李核种了进去，用剩下的水浇灌。后来有人看见桑树中反而长出了李子，就奔走相告（这个神迹），有一个患了眼痛的病人在树下乘凉，说：“李树使我的眼病好了，我要用一只小猪祭谢。”眼痛的小病，自己也会逐渐痊愈。（但是）众人盲目附和，说是失明的人重见了光明，远近轰动，树下的车马的常有数千辆，树旁摆满了酒肉，过了一年多，张助远行归来，看见了惊讶地说：“这算什么神迹呀，这李树只是我种的罢了。”于是就跑去砍了那棵李树。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在古代没有专门来规劝君王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市井百姓从事手工业和从商的人，都可以规劝君王。（等到）汉朝兴盛开始，才有了谏官的称号。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於名者，犹汲汲於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国家社稷的得与失，优势和弊病，都交萃于谏官身上，让他正确地将一切说出来。（谏官）的责任相当重啊！要当好一个谏官，（应当）注意重要的方面，舍弃细微的地方；把情况紧急的事放在前面，把不要紧的事放在后面；只为国家作贡献而不要将自己放在国家前面。那些在名声方面急切的人，一定会在利益方面贪图。（如果这样成为一个谏官的话）那其中的差距又相差多远呢？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於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天禧初年的时候，真宗下诏设立谏官六名，来监督皇帝的行为。庆历中的时候，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书写在专门的文书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于是）在嘉祐八年时，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以后的人就可以逐个对着名字议论道：“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偏邪。”哎，真是令人警戒啊！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信陵君杀了晋鄙，救下邯郸，打败了秦兵，使赵国得以幸存。赵孝成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

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这时，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说，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掉的，有不可以不忘掉的。”信陵君说：“这话怎样讲呢？”唐雎回答说：“别人憎恨我，不可以不知道；我憎恶别人，是不可以让人知道的；别人有恩德于我，是不可以忘记的；我有恩德于别人，是不可以不忘记的。如今，你杀了晋鄙，救下邯郸，打败秦兵，保存了赵国，这对赵国是大恩德。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你。你很快就会见到赵王了，希望你把救赵王的事忘掉吧!”信陵君说：“无忌我敬遵你的教诲。”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先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先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先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先，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吴县、长洲两县的县治，在吴郡的郡治所在地，两县划分境界各自管理。府城西南的众多山冈，都在吴县境内。其中最高的山峰，有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等山。灵岩山上，春秋时吴国的宫殿的故址就在那儿，还有西施的遗迹。像虎丘、剑池以及天平、尚方、支硎等处，都是名胜所在地。太湖浩浩淼淼，面积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在湖中沉浮，真可以算海内奇观了。我同龄的好友魏用晦任吴县县令未满三年，因考绩列入优等被调入京城担任给事中。魏君任吴县县令期间有恩于民，离任时，百姓设法挽留却未能成功，魏君也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于是有热心人便画了一幅《吴山图》来送给他。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县令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县令确实是贤良的，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为蒙受其恩泽而感到荣耀；如果县令不贤良，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会遭殃，感受到耻辱。魏君对于吴县的山河，可以说是增添了光彩了。今后有那么一天，吴县的老百姓将会在青山秀岩间挑选一块名胜宝地，在佛寺或道观里祭祀他，这完全是应该的。那么魏君既然已经离开了吴县，为什么还对这里的名山那样眷恋呢？从前，苏东坡称赞韩琦离开了黄州四十多年，还念念不忘黄州，以至于写下了思黄州的诗歌。苏东坡为黄州人把这诗刻在石碑上。由此后人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贤能之士到某一处地方，不单单会使那儿的人民不忍心忘记他，而且连自己也不能忘记那儿的人民。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现在魏君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一天，他与我同在内庭，取出这幅《吴山图》给我看，一边欣赏，一边叹息，就命我写篇文章记载这件事情。唉！魏君对于我乡吴县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又怎能使我们吴县百姓忘记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