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七十列传·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於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於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汎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後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於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前见贤而後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於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於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後说之矣。

  夫龙之为蟲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於後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於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伯阳立教,清净无为。道尊东鲁,迹窜西垂。庄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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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七十列传老子韩非列传译文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展开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去以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才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的人说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而长寿的啊。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说:“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儿子叫李注,李注的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李假在汉文帝时做过官。而李假的儿子李解担任过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齐地。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彼此说不到一块去”,难道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挠,百姓自然会归于“正”。  庄子是地人,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他写的《渔父》、《盗跖》、《胠箧》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都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以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无法利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难道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  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是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假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然而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他撰写的《说难》一书,讲的非常,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写道: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有困难;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在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假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这些都是游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的人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见到了功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参与这件事,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力让他去做,君主去做丢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含怒的深浅。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人意。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拒绝他。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仍然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历世事如此地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了。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了,就认为他罪有应得,就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能不调查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他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被信用。李斯、姚贾嫉妨他,在秦王面前底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留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 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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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韩非列传解析

这是一篇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代表了汉人对道家与法术家关系的重要看法。汉人直承晚周,认为老子之言“君人南面之术”,而庄子祖述老子。韩非《解…展开

  这是一篇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代表了汉人对道家与法术家关系的重要看法。汉人直承晚周,认为老子之言“君人南面之术”,而庄子祖述老子。韩非《解老》、《喻老》亦从法术家角度言“道德”之意。太史公作四人合传,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胸罗道德,纵横概括,指点评说,是一篇很有气魄的雄文,非大家不能。

  然而,今天看来,太史公如此处理,也不尽妥当。老子书以无为而有为,多言有无之辩。诚如太史公所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正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庄子书:“天道无为而自然”,“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其思想体系虽本归于老子之言,但主要是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庄子本人则纯是无为。申子言“术”,旨在“因术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是一整套控驭臣下的统治术。韩子言“法”,是在申子“术”治基础上,参合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而一的统治术,都以处势为前提,他们的学说虽有联系,但主要是不同。

  老子本传以“未知其然否”作结,诚为科学态度。虽然如此,本传仍记述了关于老子的重要资料,如“周守藏室之史”、“隐君子”等。

  庄子亦一隐君子。隐君子则是对现实取不合作态度,虽然不是有力的反抗,却可以是强烈的不满。庄子之避世源于愤此。申、韩残酷少恩,而韩子尤甚。韩子书不胫而走,且为秦王所赞赏,原因无他,“兼并者高诈术”也。

  韩子死秦狱中,于传后太史公録《说难》全文,可见痛惜之意。韩子善为文,思维严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且语言犀利,锐不可当。《说难》可见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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