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传创作背景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徐文长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幼有文名，但只考上一个秀才，以后屡试不就。他好谈兵法，积极参与当时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曾入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幕中，参预机宜，写过两篇对倭作战的方案，自称：“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后胡宗宪被捕下狱，他也受到牵连，忧愤成狂，之后游历山水，遇见总兵李成梁并教导其子李如松兵法战略，并使李如松在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中大败丰臣秀吉的日本军。他怀才不遇，在仕途上备受倾踬，在文学上亦不得志。他与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同时，然却是李、王的反对派。他曾批判复古派效古人某篇某体是人而“学为鸟言者”（《叶子肃诗序》）当时复古派盛行。王、李之作遍天下，他自然受到冷落。徐文长生前虽有文集刊行，但鲜为人知。在他死后四年，袁宏道始偶然地在陶望龄的家中发现其诗集《阙编》，大惊异，叹为平生仅见，于是写了这篇传记。

　　徐文长一生侘傺潦倒，其磊落不平之气，一一发之于诗文，“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实力公安一派的先鞭，尤其是他批判理学之伪，提倡一己之适，蔑弃礼法，作狂傲世，更与公安三袁的处世精神相通。因此袁宏道的这一篇传记便不同于一般记述人物的行状。全文从徐文长的诗文不得行于世写起，突出他怀才不遇、备受冷落的坎坷一生，同情之心溢于言表，景仰之情流注行间，寄情楮墨，表达了作者自己强烈的傲世疾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