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谏观鱼赏析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这是一篇臣子规谏君王的谏辞短文。记叙了臧僖伯用当时社会的礼制去劝阻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一事。

鲁隐公身为一国之君，当以国事为重，万不可贪图逸乐，荒废国政。但是，他竟然仅仅是为了观赏渔民捕鱼，而要远赴边境之地棠邑，显然不符一个国君所应该遵循的治国理政要道。而且，即使有臧僖伯的直谏阻，鲁隐公仍然执意前往，尤其显得十分荒唐。

臧僖伯认为国君对待事物，应从是否于国于民有用有利出发，必须考虑到是否符合治国理政的法度准则。国君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度准则，即称之为“轨物”，否则，即为”乱政”。而国君身体力行，遵循法度准则，也就能将人民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且不论藏伯所官“轨物”的具体所指，仅就其道理而官，无疑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须史不可轻忽的。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文章短小精悍，说理层层推进，直官不讳，不容辩驳。面对臧僖伯的谏阻，鲁隐公也自知理亏，但竟然还是不愿纳谏，一意孤行。读者通过臧僖伯的番谏言，看到了一个头脑清、坚持原则、公心为国的忠臣楷模。相相形之下，一句“吾将略地焉”，极为生动形象地揭示出鲁隐公知错不改的性格特征。因此，文章虽然不见对人物外貌、个性等的直接描绘和刻画，但通过其对话及行为，却也能使读者看到其独特面貌以及内心思想。这就是《左传》文章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