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击鼓

作者:佚名      朝代:先秦
国风·击鼓原文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国风·击鼓拼音解读
táng
yǒng yuè yòng bīng
guó chéng cáo
nán háng
cóng sūn zhòng
píng chén sòng
guī
yōu xīn yǒu chōng
yuán yuán chù
yuán sàng
qiú zhī
lín zhī xià
shēng kuò
chéng shuō
zhí zhī shǒu
xié lǎo
jiē kuò
huó
jiē xún
xìn

※提示:拼音为程序生成,因此多音字的拼音可能不准确。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击起战鼓咚咚响,士兵踊跃练武忙。有的修路筑城墙,我独从军到南方。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跟随统领孙子仲,联合盟国陈与宋。不愿让我回卫国,致使我心忧忡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何处可歇何处停?跑了战马何处寻?一路追踪何处找?不料它已入森林。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让我握住你的手,同生共死上战场。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只怕你我此分离,没有缘分相会和。只怕你我此分离,无法坚定守信约。

参考资料:
1、朱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
2、郭晋稀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1-62.

击鼓其镗(tāng),踊跃用兵。土国城漕(cáo),我独南行。
其镗:即“镗镗”。镗,鼓声。踊跃:双声连绵词,犹言鼓舞。兵:武器,刀枪之类。土国城漕:土,挖土。国,指都城。城,修城。漕,卫国的城市。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平:平定两国纠纷。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宋:诸侯国名。不我以归:是不以我归的倒装,有家不让回。有忡: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

爰(yuán)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爰:哪里。丧:丧失,此处言跑失。于以:在哪里。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shu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契阔:聚散、离合的意思。契,合;阔,离。成说:约定、成议、盟约。

于嗟(jiē)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于嗟:叹词。活:借为“佸”,相会。洵:久远。信:守信,守约。

参考资料:
1、朱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
2、郭晋稀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1-62.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参考资料:
1、郭晋稀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1-62.
2、贺锐,李妍.《邶风·击鼓》:厌战与人性的二重奏.安康学院学报,200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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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击鼓翻译

击起战鼓咚咚响,士兵踊跃练武忙。有的修路筑城墙,我独从军到南方。 跟随统领孙子仲,联合盟国陈与宋。不愿让我回卫国,致使我心忧忡忡。 何处可歇何处停?跑了战马何处寻?一路追踪何处找?不料它已入森林。 一同生…展开

翻译:

击起战鼓咚咚响,士兵踊跃练武忙。有的修路筑城墙,我独从军到南方。 

跟随统领孙子仲,联合盟国陈与宋。不愿让我回卫国,致使我心忧忡忡。 

何处可歇何处停?跑了战马何处寻?一路追踪何处找?不料它已入森林。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让我握住你的手,同生共死上战场。 

只怕你我此分离,没有缘分相会和。只怕你我此分离,无法坚定守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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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击鼓赏析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展开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全诗共五章。前三章征人自叙出征情景,承接绵密,已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两章转写征人与家人别时信誓,不料归期难望,信誓无凭,上下紧扣,词情激烈,更是哭声干霄:写士卒长期征战之悲,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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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认为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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